和讯网消息 2015年9月7，由宜信财富主办、中国公益金融创新计划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公益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和讯网全程播报。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下面请允许我邀请论坛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第一位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
第二位嘉宾，有请气候组织大中国区吴昌华女士。
接下来有请亚洲公益创投网络CEO,来自印度的Naina Batra女士。
我的问题也会先从中国到亚洲，到世界这么一个由小变大，由过去到未来的流程。
第一个问题，先请每一位嘉宾用3到5分钟介绍一下，您在过去的工作经历当中，您看到的公益金融结合的一些经历，以及您对这个领域的观察。首先有请徐老师。
徐永光：如果在十年以前说公益金融,肯定要挨骂，马上会来道德绑架，接着就是道德审判。所以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包括专业知识，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公益金融当然首推普惠金融，做小额贷款的机构越来越多，而且消费者一个是扶贫，一个是支持这些小企业，支持创业，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健康。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其实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做着贡献。
这种普惠金融，今天公益+已经提出来了，还要惠及到公益组织，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在给一些公益机构贷款，是免息的。但是基金会不能贷款，所以我们还要做变通，先是做捐赠，以后你再捐回来。
这十几年来的发展，我觉得眼下变化最大的，就是通过互联网金融推动的公益众筹，这样就使个人可以非常便捷的参与公益。
我在1999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互联网公益具有选择性、透明性和便捷性的特性，这三性将会对公益有极大的推动。这是16年前的判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而且互联网的众筹已经化解了公益资源的垄断，过去募捐是有特权的，只有公益机构可以募捐，现在草根组织通过互联网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出现了专业性的筹资机构——第三方筹资，给公益机构提供解决方案，通过互联网，通过各种资源的对接，帮助公益机构筹款，已经成立了中国筹款人同盟，今年的中国筹款人同盟大会几百人，明年估计会有上千人参加。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是公益信托，2001年《信托法》里面就有了，现在已经14年了没有落地。去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慈善信托，其实就是公益信托的概念。公益信托制度有率没有落地，就是政府有关部门不愿意承担责任，怕风险，所以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使富人的捐赠通过信托的方式，不要马上进行资产的转移，但是它最终可以用于公益的目的，希望一定要突破。现在深圳正在希望能够突破。
第三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李克强总理去年提出公益创投，公益创投在公益金融当中我认为它的光谱很宽的，它有对公益组织的天使投资，有对个人的投资，也有对社会企业的投资，应该说它是一个光谱很宽的一个金融模式。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慈善资产光基金会和慈善会这两个方面，存量资产是2000多亿，2000多亿存量资产基本上存银行。它每年都在流动，但是它总是有一个资金池在那里，存量的2000多亿，但是大部分都是存银行，不敢投资，因为投资有风险，这些机构不愿意为承担风险受到道德审判。非常需要有工具，有公信力的、安全的，而且能够根据法律规定的，安全、有效、合法的保值增值。现在金融领域和公益领域也正在讨论，特别是基金网正在和一批金融机构在研究，希望能够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共同基金。美国在40年以前建立了一个卡盟手放德（音），它是40多年来管理着260多亿美元的公益资产，40多年来的年化收益率平均17%，而且他们是非营利机构。
主持人：徐老师提到一点，公益创投是比较新兴的。我们下面请Naina Batra女士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做公益创投的，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Naina Batra：非常感谢！是的，非常有意思，我刚才听到徐先生介绍的整个区域的区别。我管理的其实是一个网络平台，主要关注亚洲公益，帮助公司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看社会公益的投资趋势。我觉得很多的发言人今天早上也谈到了，对于整个亚洲来讲，现在有很多的需求要在公益方面进行投入。因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资金渠道扩展开来，我们觉得融资还有金融的渠道，对于很多的公益性企业来讲，或者非营利性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挑战，比如说怎么来平衡对收入回报与社会价值两方面期待的平衡。其实很多的社会企业也很混乱，在金融投资方面，有的时候看起来没办法很好的去平衡投资收益和社会效益。在对社会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这些投资者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如果普通投资周期是5年的话，他们应该期待10年能够收回这些投资。所以在亚洲整体来讲，一些比较好的社会企业，他们确实需要一定的环境来成长。比如说在新加坡、香港，或者其他的一些市场，他们都在尝试这样的一种融资方式。我们也需要一些中间机构，或者一些加速机构，能够帮助这样的社会企业，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平衡它的社会回报和经济效应。
不管是投资人还是投资机构，在亚洲整体来讲，他们也在从主流的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资金，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很多都不愿意借给这些公益项目。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希望能够有可扩展的，又是可持续的资金获取渠道，这个是他们非常需要的。
主持人：我们大家都在说投资社会企业，如果把社会企业当一个投资标的，大家就关心投资回报率，需要平衡社会和财务。我们也关心投资之后的退出。新加坡和亚洲其它一些地方开始做社会股权交易平台，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些话题？
Naina Batra：是的，我们确实有一些交易的平台的经验。当我们投资社会企业时，退出是非常重要且非常关键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特别多的社会企业在退出方面有特别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他们并不是特别的成熟。在印度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在持续的扩张，他们也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试图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企业的交易平台，让这些企业的投资人可以退出。
主持人：金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公益加金融也会有一个完整生态圈。下面我们有请吴昌华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些趋势。
吴昌华：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当我看到公益金融的时候，我努力想怎么定义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中，相对比较熟悉的几个字就是影响力投资。把公益和金融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去谈我们所从事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它比较独特的时代感，尤其在中国今天的状态之下去谈这个东西。所以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同时我在前面嘉宾的演讲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从事的职业和徐老师和Naina Batra不一样，是生态产业链当中的另一个环节。如果用社会企业这个词来定义的话，气候组织不是筹来钱投向其他的项目，更多的是在开发项目。
陆克文先生刚提到，一个人怎么会幸福，无非是他的价值观得以体现。其中之一是关心自己与你的家庭；其二是关心他人；其三是关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气候组织与我所从事的职业，更多的切入点在第三个层次。但是这一点与其他的两个要素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生态环境和各类的社会发展，与我们的幸福健康密切相关。我无非是从某一个切入点着手，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我经常讲，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21世纪共同面对的挑战。
如果看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来源，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资源。政府有公共财政，还有相应政策，可以翘动很大的市场投入，而最大的资本来自于市场，也就是企业、金融界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机会。在它获得商业价值的同时，不以气候变化为代价。
如果用公益金融去描述的话，可能它是这笔资本中的一部分，但是气候变化这一挑战的规模，以及它所要求的应对速度面前，仅仅靠公益金融是完全不够的，但是公益金融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企业应该各司其职，扮演起他们的角色，但是仅仅靠政府和企业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气候变化的主体是人类，所以公益金融所能够带来的思维创新，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尤其是能带动全社会的人参与其中的这种力量、这种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更多的是从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看公益金融所扮演的角色。
公益金融在全球范围之内来看，是有商业回报的。但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很多的资本是不求回报的，投资者更多的是我认同这个机构。投资者有价值观驱动，当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便要找到社会当中的通道人士同我们一起开发项目。然后，我们一起实施，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气候组织所在的位置。但是金融组织中，提供资金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气候组织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尤其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一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当中的专门的资金，用于支持我们这样的机构去做事情。
第二，个人的捐赠，有很多高净值的人群，他们认同我们这个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所以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个人的捐助。
很多企业在自己做的主营业务当中，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尤其与他们的核心商业模式和核心价值观有趋同，或者有交叉，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在支持NGO的活动。当然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家族也在这方面在不断做出努力。
其实很多的资金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讲公益金融，我们还是要谈它是有一定回报的。2008年我曾经跟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企业家一起考察美国的公益事业，我是唯一被邀请来陪同访美的非协会人员。在美国十天的里面，我们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访问了很多大的家族，包括福特基金会等等。从这些机构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社会创新，社会进步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它在公益金融的领域也是非常发达的。美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激励体系。同时，很多大的企业家、家族有价值观的驱动，有追求，有更大的社会目的，而不仅仅是自身企业盈利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的家族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基金会。
我在美国待过十多年，也是工作在非营利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最大资金的来源，是其家族在利润当中拿出了两亿多美金，进行投资管理，然后从其每年的投资收入中提取一定百分比来专门支撑智囊机构的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在北美，无论是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生态环境问题，都有相对比较完善的公益金融体系或是产业链。整个过程中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所以各司其职，在这个链条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机构、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共同努力，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价值与社会价值，这在国际上有可能很多的经验值得中国去借鉴。
在中国，我几年以前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下面努力从公益创投的角度去建立一个基金，但是至今为止这个步子比较慢。今年我们认为时机到了，中国整个的社会公益创投社会氛围很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向大家好好的学习，大家齐心合力，真正把公益金融，尤其面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讲，扮演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谢谢！
主持人：应对气候变化其实跟金融，跟经济的结合我想到两个词，一个是绿色金融，一个低碳经济，这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度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这是不是说明一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除了我们需要投入以外，可能本身很好的融合了生态和金融的生态目标，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资产类别，甚至新的市场呢？
吴昌华：它已经在发生了，原来大家讲公益机构往往会被边缘化。其实今天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绿色也好，低碳也好，或者可持续发展也好，它已经变成非常主流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其中考虑，那根本就不对。今天的法律环境，法律标准，政策激励，基本上都在逐渐的到位。当你有了政策基础，激励基础的时候，你可以想像任何一笔投资，第一，你必须去考虑它对绿色环境的影响，第二，更多的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机会。因为真正要去解决问题，实现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是要有技术的，要有产业的。这些东西我想资本是跟着机遇在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还是在怀念我们的阅兵蓝，还是在谈水污染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它已经开始主流化了。生态文明成为这一代领导人最主流的价值观，我相信在今后10到20年里面，资本在投入这些方向当中盈利的空间是巨大的。
主持人：所以您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关注，公众也越来越支持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状态。那么，这跟20年前相比呢？
吴昌华：经常会有很多年轻人跟我们咨询他的职业选择，我在公益机构当中待的时间比较长，其实行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多局限的。比如它留不住人，很多人说一公益，好像工资就应该低，福利各种方面都低，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他要成家立业。希望在今天这个土壤当中，以20年我身在其中的体验，我还是认为是越来越有希望的。
我在美国工作期间，因为机构是非营利的，一个大公司找到我，想支持哪个领域方面的项目，我是不可以随便拿这笔钱的。我必须在机构范围之内发一个电邮，要明确说把这个事情阐述清楚，同时要问几个问题，这个公司从你的角度了解的情况来讲，是否有任何有争议的点？如果有一点有争议，机构是不可以拿这个公司的钱，或者和这个公司去合作的。今天去看，20年过去了，大家哪有不跟企业合作的？现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其实跟你的价值观的认同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观趋向的共同点，有了这个基础你就可以更好的合作。
尤其国际NGO，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法律上注册是一个NGO，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独立性。我不能拿着一个企业的钱，就反对他或者支持他，就代表企业去游说。机构有自己的价值观，企业有自己的行规，机构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
主持人：当下大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聚焦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您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几位嘉宾提到公益和金融，从一开始不是一个妈生的，完全是两条线。比如做公益大家会说，就应该不求回报，甚至要有雷锋的牺牲精神，而资本或金融，虽然大家都认为它是幸福自由的保障，但是大家自然而然就认为这是追求回报的，甚至是暴利的。是不是公益一定是牺牲的？金融或者投资就一定是暴利的？如果不是，这两者结合起来，它产生新的化学元素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认为，我做公益就应该完全无私？我用了带回报的心态，还要追求17%，比正常市场还高的回报，我是不是显得我不那么公益心？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纠结？
经常有人说做公益就捐，做投资就追求暴利，这两个混在一起我有点纠结？您有没有？
徐永光：我想讲一个和你的纠结相类似的，也是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因为你前面提问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社会企业退出的问题，跟你后面讲的这个纠结，它有内在的一些联系。因为现在在社会企业这个领域出现了一个我认为是一种假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分红，好像是要定义为不能分红。在这个问题上我强烈的反对，甚至我跟尤努斯的团队辩论，所谓社会企业就不能分红，在中国门也没有。我在孟加拉看到有几家不分红的企业，也是低效率的，我直接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就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发表我的看法，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你的问题。
首先社会企业就是企业，你不要给它别的什么东西，把它改成了不是企业。做企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而且90%的企业肯定在几年之内都要死掉的，社会企业的存活率比一般的企业还要低，因为它既要有可持续的财富收入，同时还要解决社会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不能分红的概念一进来以后，实际上把很多市场的灵魂抽掉了。
首先，对于经营者来讲，因为不用分红，甚至有时候他的某些钱是没有成本的。有获得捐赠的机构，它的财务数据是不真实的。 经营者应该有的成本没有了，它对效率的追求就会降低。它跟其它的企业不一样，没有分红压力，他马上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这种压力降低了，他的效率、竞争性就会降低。也许他拿出的产品成本也低了，但他还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拿到了市场，实际上他也是违背了市场规则，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产品的竞争。
还有一个麻烦，香港做黑暗中对话的张瑞林说过一个观点，社会企业既是企业又要解决社会问题，对这样一个经营者来讲，对他的素质要求比一般的企业要高。所以应该给社会企业的CEO、管理者，比一般企业更高的薪酬。如果说不分红，他是不分利润的，人家就会猜测说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已经把利润都分掉了。如果发高工资，道德审判就来了。这一类社会企业只能找薪酬很低，能力比较差的人来做。大家想想他还有戏吗？不能分红谁投资？只能用捐款，有多少捐款啊？你拒绝了私人，拒绝了资本市场对社会企业进行投资。我有很多的案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讲，就是因为有风险投资进入了某一个社会企业，这个社会企业在一年之内它的规模和前8年相比，一年之内翻了一倍，成本下降，利益提高，规模扩张，今年、明年，他明年就要在新三板上市。资本进来，不是资本就一定是坏的，因为风险投资要回报，它要退出，它来了想把你这个企业做坏吗？有这个逻辑吗？它当然要把你这个企业做得更好。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逻辑很有问题的，但是我很高兴，今年6月18号在深圳召开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并成立了联盟。今年9月18号在深圳中国慈展会要出台社会企业认证标准。这个认证标准包装了一个分红的标准，说社会企业每年的分红不得超过利润的35%，这个已经比所有的私人企业都高了，私人企业分红吗？私人企业10年都不分红。所以这个就是包装了这么一条，没问题，因为你分掉35%，还有65%进入企业公积金，将来它要股权转让，他要退出的话，企业是增值的，没有问题。
主持人：是不是意味着将来在中国会有很多类似这种有市场回报的，有市场高效率的社会企业涌现，我们这些投资人其实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资产投入到这些企业当中?
徐永光：真是这样，我前面讲一个案例的朋友，他在上海做一个投资基金，他后来跟我讲:我现在看我这10多年的投资，全部投入的是环保、农业、社会项目，而且一直很稳健，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我既要挣钱，又要让我投资的这些项目对社会都是好的，我不做那些伤害社会，伤害环境，或者是伤害员工的投资，这样的企业我不会投的，已经有这样的投资家。
主持人：所以他用这样的标准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成果还不错？
徐永光：非常不错。
主持人：您研究过美国多米尼的指数，您的研究报告发现，它的收益还不错？
徐永光：美国在1990年，在上市公司当中选择了400个企业，叫社会责任投资企业，建立的指数是多米尼指数，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10年他的业绩比较和标准普尔500家企业做一个业绩比较，标普500年平均收益率18%，多米尼指数超过了20%。现在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到2010年，20年的业绩，比标普500超出了70%，这个数据令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到10年的时候，经过了08年的金融海啸，在金融海啸当中，一般的商业企业受冲击非常大，但是这些社会责任投资企业他们非常稳健，在美国是如此，包括Calvert Fund他们受的冲击很小，还有一个英国慈善银行也发展得非常稳健，恰恰是有责任的投资，在市场中长远看，他们回报率甚至会高于一般的市场投资。
主持人：谢谢徐老师跟我们分享那么有意思的案例，充分证明公益加上金融，也会让金融回报更大，公益的价值会放大。
吴昌华：我从两个角度谈一下，我认为今天我们所谈的事情，人才是特别特别大的局限。当然人才的缺失是有原因的，刚才徐老师从制度体系当中一些欠缺，可能是造成人才欠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相关的，它的界定，行业的界定。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小众的说我们是公益机构，我们谈公益金融的话，可能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环保界我已经属于老人了，在环保决策，政策机构当中，目前在重要的位置上的，可能都是我的同代人。当然任何时代的发展都是一代一代人，我是90年的毕业生，我们这一代人，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和参与了中国整个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当然到我们这一代，到一定年龄要退休，或者想干点别的事情，总是希望后继有人。但是在中国尤其从公益的角度来说，其实后继的人是严重不足的。我曾经跟我的同行在一起聊的时候，心里比较悲哀的，凄凉的，说这怎么回事？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分析的很多问题，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吧。如果这些问题不去解决，这些现状不去克服的话，你可以想像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么主流化的议题之下，真正做是人做的，人才的不足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13年年底的时候跟合作伙伴创立了未来学院，尤其带领年轻创业者从一个一个企业案例去了解，到底可持续是什么东西，希望用最捷径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
第二，如果这个小众与多众的问题，其实国际上的案例事实证明，由于他们更多的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所以他们抗御风险的能力，相对比传统的不考虑这些要素的抗御风险的能力更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中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它不是一个狭隘的，由我们传统上做公益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它已经很主流化了，尤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公益金融这个词谈它的影响，我觉得它的更大的影响就在于，通过我们这些人，或者更多的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创新和参与，能够尽快的带动中国主流资本的流向。今后任何一笔资本投下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些资本是不合法的，它根本就不应该投下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谈的绿色中国梦，可持续发展，这种主流化的趋势和目标才能有更多的全社会人的参与，这样才能实现。
主持人：Naina Batra女士，你认为你看到的，我们当下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一些应对的特别好的案例。
Naina Batra：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不管是人才还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人才的缺失确实是很严重的。对我来说，我能够看到供方的一些缺失。比如说这些公益企业，他们也是创立了一些企业，当他们缺乏人才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和一些教育机构，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
这不仅需要更多的金融的投资，而且还需要更多的公益企业，怎么能够把他们的回报更接近于商业的回报。这些投资人他们在社会公益方面也应该去进一步的提升这些公益企业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在金融也好、IT，或者管理方面的技能，让这些公益企业的运作更加的科学。
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大的，非营利的企业，他们都是些战略性的机构。比如说我们帮助了一个日本基金，几年前，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基金，也是和创投基金合作，在日本投资一个公益企业，他们照顾这些老年人。我们看到日本老龄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希望让这些老人有更多的陌生机会。我们也是帮助这些老人，帮助这些公益组织，公益企业，让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能够有能力找到更多的资金的来源。
还有一些机构它有很多的中间机构，他动员这些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给这些公益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总是受到主流银行的边缘化，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不仅仅是社会效应，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把商业的部分看得比社会效益更加重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两方面有失衡，当提出一个商业模式的时候，必须要去非常谨慎。在中国也好，在亚洲也好，对于公益企业来讲，所有的这些非营利都不做成公益企业，因为我们很难到这些非营利组织，让他们来投资到一个公益企业。我们在做公益企业的时候，你必须让自己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健的能力，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来源的兴趣。
我们觉得确实应该把这种投资，让它真正的有创意，让资金的投资者让他看到社会效益，我觉得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环境问题也好，都应该是让投资者实实在在的记在心里的。
主持人：大家有融资方面的资金的关注，也有人才方面的，也有从事公益人的专业和能力提升放了，它面临的挑战是方方面面的，需要各界的努力，以及所在其中人每一个人向上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未来的展望，或者您认为在未来，假设我们十年以后再相聚，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公益金融论坛会看到什么？
徐永光：最近我就未来的影响力投资做了一个预测，因为中央已经放开了教育、医疗卫生、养老这几个领域，非常的开放，而且原来公益的现在可以选择市场，可以选择企业，给了很好的政策。养老市场到2000年，从现在的市场规模4500亿要到8万亿，增加18倍，医疗健康市场也是8万亿，和养老有一点交叉，环保产业产值5万亿，还有家政服务业、残疾人就业等等，大概在20到30万亿的市场规模，这个是社会投资的一个蓝海，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风险投资、私人投资进入这个领域。谢谢！
主持人：您预估了20万亿的大市场。
吴昌华：我从来不认为钱是问题，我认为总有钱，关键是钱用来干什么。如果对未来进行预测的话，第一，我认为中国目前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对社会创新，释放社会当中很多的创新，创造力和创新想像力，我觉得会带来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触动。
第二，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我相信这种社会创新，尤其在中国今天不断的推进的社会变革当中，会带来特别巨大的积极的作用。
第三，今天我们在这儿谈中国很多的问题，中国今天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也好，或者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也好，尤其在气候变化环境领域当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用自己很多的实践，在走向世界全球化，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关注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投资概念，代入到世界各地，尤其在南南合作过程当中，因为目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过程当中，我真是希望在今后的十年当中，中国做出我们应该有的贡献。谢谢！
Naina Batra：公益投资，是提供一个投资环境，给这些投资者们更多的信心，给他们提供投资保障，我觉得政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网络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公益投资当中。我觉得澳大利亚、泰国和印度，已经把很多的社会企业家，个人的投资者们联系到了一起，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他们在众筹这个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扩宽融资渠道。
主持人：我们会有政府各种好的政策来支持这个领域的发展，我们会出现徐老师预测的20万亿的市场，我们会在国际市场有更重要的发言权和引领地位。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样公益+的理财计划，帮助我们每个投资人，每个理财者管理好你的公益资产，成为我们20万亿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人，成为这个世界领域作为引领者的一分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午的论坛还会继续，再次感谢今天参与我们主论坛的嘉宾，期待十年以后我们再相聚的时候，我们的期待都能对应。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我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
主持人：感谢所有的嘉宾带来这场精彩的论坛。我们今天上午的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